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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佛家底蕴——钟明奇

作者:habao 来源: 日期:2018-7-7 22:37:21 人气: 标签:红楼梦相关论文

  早年王国维是个多思多虑、深于忧患的人。这除了他所处的生活之外,与他的天性及身体的健康状况颇有关系。他在《静庵文集》之《自序(一)》中,回顾辛丑(1901年)后从日本回来以后的治学经历时说:“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其《欲觅》诗则云:“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 把心安。诗缘病辍弥无赖,忧与生来讵有端?”王国维有一段时间醉心于哲学,其根本的目的乃在于解决“人生之问题”。他在《静庵文集自序》中就说自己“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在这 篇很短的自序中,他对叔本华的其他学说不作任何评判,“然于其人生哲学观”,“未尝不心怡而神释”。这说明早年王国维,的确一直思考着人生的真义,因为找不到满意的答案,遂走进了形而上的困惑,即他后来在《红楼梦评论》中对叔本华的哲学提出了绝大的疑问,也是他追问人生的一种重要思想标记。

  王国维对人生的困惑,从他早年的诗词作品中也可以找到显著的印记。他企求。这种人生烦恼的最重要的途径,乃是时时向佛家境地攀缘。前述王国维论佛教与教的文字,固然是写于《红楼梦评论》发表之后的1905、1906年,但他潜心、企羡佛境其实早就开始了。如1901年,王国维作《杂诗》,中云:“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未可攀”,“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即表明此种祈向。从王国维早年的思想轨迹看,《红楼梦评论》是他上述诗作祈向的自然延伸与继续发展。

  概括地说,述说人生的苦痛与企求此种苦痛之及不能,乃是早年王国维内心生活的基本结构。我们仍以其诗词作品为证。前者如:“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端居》);“苦觉秋风欺病骨,不堪宵梦续尘劳”(《尘劳》);“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游通州湖心亭》);“蓬莱只合今时浅,哀乐偏于我辈深”(《登狼山支云塔》);“因病废书增寂寞,强颜入世苦支离”(《病中即事》);“网罟一朝作,鱼鸟失宁居”(《偶成二首》之一)。后者如:“欢场只是增萧瑟,人海何由慰寂寥”(《拼飞》);“君看岭外嚣尘上,讵有吾侪息影区?”(《重游狼山寺》);“江上痴云犹易散,胸中除” (《五月十五夜坐雨赋此》);“蝉蜕世,兀然人泥洹”(《偶成二首》之一);“啕濡视遗卵,怡然即泥滓”(《蚕》);“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是与非”(《书古书中故纸》);“我力既云痛,哲人倘见度。瞻望弗可及,求之缣与素”(《来日二首》);“拟随桑户游方外,未免杨朱泣歧”(《病中即事》)。如此等等,不胜繁举。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的诗句中颇多佛教词汇,如前举“乐土”、“何乡”即是。又“”、“度”、“泥洹”、“泥滓”、“桑户”、“”等无不是。“”、“度”是佛教词语容易理解。“泥洹”、“桑门”,乃梵文Sramana的异译,专指佛教僧 侣,泛指出家者。“”一词在王国维那里也多有佛教色彩,因为在他看来,与是没有差别的。此下有申说。如果我们王国维的全部著述,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佛教词汇。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显示王国维的博学,如他的诗作中如此好用佛教语词,实着他企求人生苦痛的。故王国维未必真教,但佛家出家、祈盼人生之思想,乃是早年王国维挥之不去的情结。

  王国维诗作中最典型的表达他早年此种基本结构的应该是《红楼梦评论》中所引用的一首《平生》诗:“生平颇忆挈卢敖,东过蓬莱浴海涛。何处云中闻犬吠,至今湖畔尚乌号。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这便是一首有关人生痛苦及企求而实不能的诗歌,充满佛家气息,与前所述王国维诗歌命脉相接通。“”、“”各为佛教五道之一。所谓“五道”,乃是佛教所说的根据其生前行为有五种的趋向,这就是:、饿鬼、、人、天。王国维视为,两者了无差异,而人死去也不得、,所谓“终古无度日”是也,这包括释迦牟尼在内。世尊乃是对释迦牟尼的尊称。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引用这首诗歌是想说明“释迦、自身之与否,也尚在不可知之数”。这是《红楼梦评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可以说也是前述《病中即事》——较其《平生》诗略早——诗句“拟随桑户游方外,未免杨朱泣歧”的另一种表述。可见在王国维评论《红楼梦》以前,他早有了《红楼梦评论》中的许多看法——《红楼梦评论》不过是它们的全面展开而已。因为这种命脉上的重大关联,王国维的这首诗,也可以说是《红楼梦评论》之具佛家底蕴的重要内证之一。

  在王国维早年的心灵史上,《红楼梦评论》乃是其上述人生苦痛与企求此种苦痛之及不能的这种结构的一次全方位求证。如果我们不了解王国维早年的人生困惑与佛教情结,很容易认为他写《红楼梦评论》仅仅是受了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叔本华此种人生哲学对王国维研究《红楼梦》的确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在《静安文集》之《自序》中也说,这篇论文的“立脚地”“全在叔氏”。但事实上正如俞晓红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该文并非全以叔氏理论为依据”,①王国维早有别的养料;《红楼梦评论》一开始就引用了与庄子关于人生忧患与劳苦的话,说明老庄哲学对王国维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最重要的乃是佛家有关人生苦痛与之义谛;即王国维撰写这篇论文最初的触机,乃与佛教有着极大之关联。前引钱钟书先生语谓王国维“博极群书”,“深藏若虚”,则佛家义谛乃是这篇论文“深藏若虚”的幽灵。鲁迅先生在《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曾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②王国维若没有早就有的对佛家人生观的体察与默认,即佛家人生哲学这根“弦索”,他所说的西洋思想此“第二之佛教”如叔本华这种人生哲学,就不会在他那里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概乎言之,王国维是用佛家眼光或者说“天眼”去看待人生与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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